圆桌：新时代文学六人谈

  编者按 新时代文艺发端于党的十八大，以2014年10月15日习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为重要标志，至今算来，已整整十年。新时代文艺，意味着文艺领域的大变革，也真正开辟了中国文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期特稿旨在展现新时代中国文艺在这不平凡的十年里走过的光辉历程。集结在《北京文艺评论》（第一期）特稿栏目的诸篇文章集中呈现了老中青三代学人，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梳理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多方面成就，其中，文学和电影显然构成了文艺的重中之重。这里既有独具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问题探讨、小说创作局面分析和电影生产发展介绍，也不乏对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的独特思考和追问。正所谓“慷慨十年长剑在，登楼一笑暮山横”，从2014到2024，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十年，是不平凡的十年，有成就也留有问题，有希望更引人思考。本期推送杨庆祥、李遇春、李云雷、刘涛、张娟、沈建阳等讨论新时代文学的《圆桌：新时代文学六人谈》，以飨读者。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直是一项复杂的历史书写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工程。作为历史叙述的一种，它当然没办法摆脱线性时间的宰制，在这个维度上，“50、60年代文学”“7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此类的叙述构成了一种物理时间意义上的文学史分期刻度，并在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中被普遍的使用。这种表面看起来完全客观甚至因此显得“机械平庸”的分期方法其实依然有它内含的问题指向，即对当代文学史分期中过于意识形态化叙述的反驳。在后一种历史叙述的框架里，文学因为与社会政治的紧密捆绑而获得了另一种分期的表达，“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等等。它们与上述的物理时间分期形成了一种平行叙述，但其中的意识形态指向却不再客观中立，而是带有强烈的价值指向，十七年文学指向的是以“工农兵”为主要书写对象的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文学则指向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启蒙文学；后新时期文学被认为是对新时期文学的超越，是启蒙消退，消费主义文学登场的时代。总而言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动力来自两点，第一是线性时间的演进所催生的文学现场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作家的代际更迭、文学制度的变化以及文学表达方式的演变；第二是在这一线性时间的演变中寻找主要的“价值时间”，通过这一“价值时间”将“客观时间”升华为一种关于某一类或者某几类文学发展的故事神话。如果我们将文学史视作这样一种文学神话的讲述过程，我们就会明白，分期犹如神话故事中的结构。与所有的叙事一样，结构至关重要，它决定了这一叙事的成色和质量，以及如何在“清理”现场的同时让人信服——当然对我这样的怀疑论者来说，文学史需要一个神话的结构可能来自于人类规训和惩罚本能的自然流露，在很多时候，我觉得那样一个毫无秩序、混沌暧昧的文学现场可能更加迷人。

  个人的怀疑并不能阻止强大的叙述惯性继续生产出新的历史分期，毕竟，故事还远远没有终结——是的，即使意识到已经一败涂地了也没放弃命名的热情，命名就是一种生活——于是，在新时期、后新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的终结和21世纪的开启之后，当代文学史分期的家族里迎来了其最新的成员：新时代文学。从上文所述的分期动力论出发，我们大家可以大概推断出新时代文学这一命名后面的动力论，一种原因是新的现实、新的作家群体、新的语言表达的涌现，另一方面是面对这种看起来无序的“新异”进行归置和讲述的渴望以及延续文学史神话故事的诱惑。因此，建构新时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晚近这二十年、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能否足够支撑起一种分期的历史叙述？毫无疑问，在物理性时间的更迭中，有些事情总是自然而然地发生，比如肯定会有更年轻的作家出现在文学现场，因为年龄的差异，他们跟上一代作家之间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这些差异是否大到可以划分一个新的历史分期？另外一个问题是，新时代文学的时间起点和终点是什么？对于一个还在进行的文学时代来说，也许终点还需要等待历史的演进，但起点却构成了命名最大的合法性依据。我在《九十年代断代》一文中曾经将90年代的起点定于1992年，终点定于2008年，依据的是市场经济以及在这一背景下的文化和文学叙事的逻辑。新时代文学的起点应该划在哪里？如果是划在2000年，那么，它和“新世纪文学”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不以这种物理时间为划分依据，那么，我们要找出一种叙事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能够将新时代文学从“客观时间”转化为“价值时间”。在我看来，新时代文学不等同于新世纪文学，新世纪文学沿袭的还是90年代的叙事模式，或者是90年代文学叙事的物理性时间延展，虽然背后有一种千禧年的时间意识，但并没有涨破90年代文学的内在规定——我们曾经天线年代叙事的延续，这被证明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病。新时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是对90年代和90年代文学的一种扭转、辩驳甚至是重新归置，它也因此将一种普遍性从而显得平淡无奇的新世纪叙事驱逐出去，它在这一驱逐中大获全胜并赢得了中心位置。新时代文学启用了历史的招魂术和现实的炼金术将时代问题内置为文学问题，从而建构起来自我的叙事神话。

  很显然，一系列崇高的诱惑正在新时代文学中展开它或者清晰或者模糊的身影，时代如一只巨兽正在艰难地完成它自己的形象，什么是新时代文学的主体？新时代文学征用了哪些资源为其精神铸魂？新时代文学的题材、内容、形式的独异性是什么？这些都期待一种“死死的凝视”，在这一凝视中，显性的会黯淡，隐性的，可能光彩熠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在文艺讲话中提出要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的问题。毫无疑问，既然中国人民有能力在历史和现实中创造出足以令全世界人民惊叹的中国奇迹，这本身就是伟大的人民史诗，那么，我们的作家完全应该而且也有能力通过文学的方式创造出足以让全国人民惊艳的人民史诗性作品。所以，如何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就成了近十年来新时代文学创作中的焦点问题。新时代文学要想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艺术跨越，就必须在长篇小说领域中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重量级的人民史诗性作品，这是新时代文学使命的重中之重。对此，我们的作家责无旁贷。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十年来的艺术探索，我们得知，新的人民文流正在不断推进，而新的人民史诗已然诞生。

  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文艺，所以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评价尺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为人民中国赢得巨大文学声誉的作品就是一大批红色文学经典作品，尤其是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更是被誉为最早的人民史诗性作品。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冯雪峰就撰写长文《论〈保卫延安〉》并出版了单行本，其主要观点就是认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新中国文学的第一部“人民英雄史诗”。确实如此，正是以《保卫延安》开其端，随后无论是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题材的《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三家巷》，还是写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题材的《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风雷》《百炼成钢》，这些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无不追求人民性的内容与人民性的形式相结合，以高度的人民性含量展示了新中国人民英雄史诗创作的巨大实绩，至今还是我们创造新时代人民史诗的艺术楷模。进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思潮的熏染，我们的作家往往不再将人民英雄史诗的创造作为文学的第一个任务，个人化写作和碎片化写作开始急剧流行，英雄被消解、人民被淡化的创作倾向成为文坛常态。但即便如此，在商业化和世俗化浪潮中依旧还是诞生了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人民史诗，孙家兄弟和田家姐妹虽不是英雄，但他们依旧谱写了令无数中国人感动的人间奋斗故事。他们不是抽象的人民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民个体的集合；他们都有自己的痛苦与忧伤，甚至是生命的挣扎，但他们始终坚守良知和底线，展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正是这样的人民史诗性作品，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创造充当了艺术先导。

  回眸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具有人民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不在少数。比如反映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的农村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不断涌现，尽管质量还参差不齐，但其中的精品力作已经显现。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讲述党的汉族基层干部强巴阿爸、乡村医生苗苗阿妈与藏区人民群众一道为了改变当地农村社会经济文化落后面貌而做出了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作品整体风格苍凉浑厚、激越沉雄，营造了浓郁的抒情史诗氛围，是新时代以来，乃至于整个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史诗性长篇力作。无论是党的基层干部、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民族牧民，他们作为中国人民大家庭的一员，作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在改天换地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极大地彰显了新时代文学的人民主体性。无独有偶，乔叶的《宝水》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史诗氛围，虽然两部作品在自然风光与人文地理的描绘上有雄浑与婉约之别，有粗犷与精细之异，但在彰显文学的人民主体性上，两部作品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宝水》中的城市知识女性地青萍，正是在乡村精神的感召下回归乡村、在底层民众的感染下认同人民，终于治愈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失眠症，其实就等于现代都市怀乡病或忧郁症。这与《雪山大地》中苗苗阿妈毅然选择去藏区流行病所奉献后半生交相辉映。无论是苗苗阿妈还是地青萍，她们的人生转折或命运转变都与乡村人民大众的主体精神重建有关，因为假如没有新时代的人民至上观念、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作品中人民大众与知识精英的关系会以这样的政治伦理呈现出来。

  还有关仁山的多卷本《白洋淀上》，也是朝着新时代人民史诗的艺术定位创作的一部大书。虽然在以乔麦为代表的新型农民形象的塑造上，在以王决心为代表的新型工人或大国工匠形象的塑造上，这部大书还存在着种种弱点或不足，但在彰显新时代的人民主体性上，这部气势磅礴的史诗性作品还是展现了新时代文学气吞万里、气象万千的前景和力量。当然，在塑造当代中国工人形象的新时代史诗性作品中，还得首推梁晓声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人世间》。这部气势恢宏的全景式作品正面塑造了以周志刚、周秉昆和“酱油厂六君子”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群像，而且作者的笔触还深入到这些工人家庭生活的内部情感世界，让这部人民史诗性作品更加深入人心与民心。还有阿莹的《长安》、罗日新的《钢的城》，也是颇具人民史诗性的长篇力作，集中展示了当代中国工人阶层改变祖国面貌和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懈追求，而新时代文学的人民主体性也就在这种工人工业叙事中强烈地凸显了出来。与工人工业叙事、农民农村叙事一样，新时代的军人战争叙事中也强烈地凸显了人民主体性。诸如徐怀中的《牵风记》、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都是新时代不可多得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精品。《牵风记》的奇崛空灵、奇情壮采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叫汪可逾的革命知识女性形象，《远去的白马》的沉郁顿挫、一唱三叹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叫赵秀英的支前妇女队长形象，而《千里江山图》则以冷峻内敛的笔法塑造了红色上海的地下英雄群像。这些革命英雄形象都是大写的人，都是具有人民主体性的人，而不是被抽空了主体性的历史玩偶。显然，阅读这些新革命历史小说具有与阅读某些新历史小说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原因就在于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文学强烈的人民主体性叙事情怀。

  虽然新时代文学中人民史诗的出现与新的人民主体性叙事的确立有关，但人民主体性叙事的确立并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与历史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确立艺术地融合在一起。以历史主体性而论，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创作中坚持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注重刻画工人、农民、军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主体性作用，而不再像一般的现代派作品中那样让工农兵人物形象沦为历史的背景板，或随波逐流的历史浮萍。这是因为新时代人民史诗作者重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而扬弃了一味地陷入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显然，新时代人民史诗的作者不是不懂那种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但他们愿意从西方后现代话语体系下挣脱出来，在新时代文学中展示中国人民创造伟大历史的正能量。这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它在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创作中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关键是越来越得到普通大众读者的认同或认可。我们从《人世间》《千里江山图》所产生的文学轰动效应中就可以印证这一点。其实，《雪山大地》《宝水》《远去的白马》等新时代人民史诗性作品也都有着非常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们的文学接受效果还可以在这个新媒体语境中进一步接受人民群众的阅读检验。

  至于重建文化主体性，这也是新时代人民史诗创作中的应有之义。无论是工农兵还是知识分子，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新型数字工人，他们都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历史主体，同时他们也是同一历史进程的文化主体，在他们身上蕴藏着中华民族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巨大能量。我们在梁晓声、孙甘露、杨志军、乔叶、朱秀海、关仁山等作家笔下的新时代人民史诗性作品中可以鲜活而深沉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美德与现代品格相得益彰，他们埋头苦干、拼命硬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民请命、厚德载物的艺术典型形象可谓光彩照人、夺人心魄。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文学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艺术努力。当然，具有这种重建民族文化主体性诉求的作家作品还有不少，比如刘醒龙的青铜重器系列《蟠虺》和《听漏》，还有王跃文的《家山》，前者主要讲述知识分子故事，后者主要再现革命年代的乡村故事，虽然审美取向有别，但在高扬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中国各阶层人民身上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伟力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所以，新时代的人民史诗虽然已经产生了优秀之作，甚至体现出了作为文流的趋向，但新的人民史诗的创造之路依旧广阔。这是一条新的人民文艺的康庄大道，激励着我们勇毅前行。

  在《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再论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中，我在文学史的脉络中梳理和勾勒了新时代文学相对于新时期文学、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国文学之“新”，以及新时代所带来的主题之新、意识之新、经验之新、格局之新。本文接续以上两篇文章，试图从另外的角度再次探讨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本文主要想在理论上探讨新时代文学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命题的关系，以及新时代文学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希望以此打开一个新的宏观视野，推动文学形态或新时代文学的转变。众所周知，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要思想命题的提出，来自中国的理论创新，其中蕴含着深刻、丰富而新颖的时代内容，我们只有在时代与历史的脉络及其转折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思想命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促进新时代文学的发展。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谈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命题的提出，是对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文学命题的超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思想、文学命题就是古今中西之争——“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以及“乡村”与“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或偏重于传统、中国、乡村，或偏重于现代、世界、城市，各个思想或文学派别的立场取舍也不相同，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命题的提出让我们超越了这一系列二元对立，让我们可以以更加复杂的态度、从整体上看待过去似乎截然对立的矛盾与现象。在新的视野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绝不兼容的，现代中国就是由传统中国发展而来的，但又与现代西方国家并不完全相同，仍保留着传统中国的根脉与特质。文学也是如此，虽然五四时期和新时期曾激烈地“反传统”，但在鲁迅、汪曾祺等人身上我们仍能看到传统的生命力。也只有跳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我们才能对钱钟书、张爱玲、老舍、赵树理等作家身上传统与现代相互扭结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体察与理解。当然“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提出的前提，是中国的现代化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不必再为是否现代化或是否足够现代化而焦虑，我们可以平视“传统”与“现代”而不必选择其中之一，或将之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在今天随着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我们甚至会转而担忧中国文化根脉与特质的危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近代以来中国任何时期的时势。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命题对于新时代文学来说，其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等思想框架，以一种更加复杂、多元、立体的态度把握现实，将以往被忽视或无视的生活中的诸多元素发掘呈现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新的思想视野，对既往文学经验中的某些盲见、偏见加以纠正，以新的文学书写与之构成跨时空的对话。对于新时代文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时代主题，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新时代文学可以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也可以探索中国人在心灵上、在“人的现代化”上的不同方法与途径，及其形成的独特精神景观。

  与“中国式现代化”一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理论词汇，也是一个“大词”，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命题中包含着一种整体性构想，那就是我们需要也必须创建出不同于传统中华文明、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传统中国文明建基于传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之上，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探索，在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社会结构由“家—国”转变为“人民—国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自我意识越来越现代化，必然要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新的中国文明。这种新的中国文明必然与传统中华文明不同，但又是在传统中华文明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也必然与现代西方文明不同，而有着中国人独有的底蕴、胸襟与情怀。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理论界、社科界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但这也为新时代文学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与理论建构、科学研究需要缜密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不同，文学创作与活泼流动的生活、鲜活的生命体验与个人的直觉贴得更近，文学可以深入纷繁复杂的生活及其不同侧面，不断发现新的经验、新的矛盾与新的现象，并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经验的基础和美学的向度。以传统中国文明为例，传统民间社会普遍崇敬关公、包公，不仅由于他们是历史或小说戏曲中的人物，更在于他们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化身，关公的仁义忠勇，包公的清正廉洁，是传统价值的“道成肉身”。再如一些美国大片崇尚爱情、自由以及爱国之情，也是在曲折的故事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之中，通过对重重障碍的克服才最终突显了这些价值之可贵。对于新时代文学来说，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宏大的思想命题，为新时代文学打开了新的艺术空间和探索方向，但在具体的写作中，我们需要寻找到小的切口，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从艺术的感觉出发，这样才能为新文明的价值体系寻找到最适合的载体。

  如果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期目标，那么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属于未来远景目标。在这个思想命题中，我们的眼光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文明的界限，而拥有了更为辽阔宽广的视野。以全人类为对象或方法，在过去的年代尤其在过去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但在经历过“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时代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却是我们应该也必须具备的一种视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思想命题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文明相对化，也必须将长期占据主流的西方文明相对化，在剧烈变革的大变局时代，以全人类为单位或对象，思考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既有历史悠久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也有最近几十年来发展所带来的气候问题、环保问题，更有最近刚刚出现的人工智能AI、Gpt以及基因技术、脑机接口等所带来的“后人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文明的范畴，从整体上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应变能力。作为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写作者，我们需要关注时代的变化，以文学呈现新时代的特质。为此我们需要将既有的文学经验相对化，以宏阔的视野面对新的经验与新的现实，具体说来，我们不仅需要将浸润于民间传统文化所获得的古典文学修养相对化，也需要将我们在文学教育中所学习的现代西方、俄苏、拉美的文学经典相对化，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类经验较之以往更加丰富、更为复杂、更加微妙，已超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的经典书写，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文学形式才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经验赋形，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文学语法才能捕捉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诗意，这对于新时代作家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新时代作家来说，以文学方式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19、20世纪文学大师事业的继承，也可以为世界文学带来丰富而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美学，将中国故事讲到全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学之“新”就在于其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镜像，是这些重要思想命题的具象化与文学化，也在于新时代文学可以其先锋性和敏感性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史、情感史与心灵史，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独特的探索与经验，以及重要的精神力量与美学形式。

  新时代文学发端于党的十八大，以2014年10月15日习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为重要标志。虽然新时代文学还在发展过程之中，但已经出现新的特征，可以进行一些初步总结。

  表现之一为主题创作突出。中国作协提出了“新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聚焦脱贫攻坚等重大主题，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回望父辈们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反映了“藏地高原”牧民60多年来的生活变迁史，深沉、厚重，是当之无愧的茅盾文学奖之作。老藤的《草木志》将植物的特征提炼为一种性格，并以之与乡村的人物相对应，以草木喻人物，写出了墟里百姓的各式性格，此小说是东北大地的草木志，也是东北乡土世界的人物志。

  表现之二为出现了时代新人形象。比如，挂职书记形象。刘庆邦的《花灯调》聚焦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村落高远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向家明原在检察院工作，却毅然选择到高远村当驻村书记，小说描写她带领村民脱贫的过程。徐坤的《神圣婚姻》描写了社科院学者萨志山的基层挂职经历，挂职前他颓废、困于家庭生活，挂职时则几乎光芒四射。比如，企业家形象。王安忆的《五湖四海》对企业家张建设（名字本身就颇有意味）形象的描述，小说既是张建设的奋斗史，也是一部社会发展史、时代变迁史。张建设大醇小疵，不是万恶的资本家，也不是伟光正的形象。

  表现之三为不回避社会问题。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以老树被盗为引子，牵出了、村霸、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对基层公务员的生活进行了翔实描写，对基层政治生态做了深入的思考。莫言的《鳄鱼》，以寓言的形式，对腐败与欲望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科幻文学作家陈楸帆，提出科幻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其作品《荒潮》将由于电子垃圾回收而遭受严重环境污染和身心损害的现实蓝本——潮汕贵屿，变形为硅屿，讨论了电子垃圾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还普遍地以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负担与包袱。今天，风气几乎一变，社会上对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作用有了一致的看法。近年，出现大量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优秀作品。

  一些作品突破新文学格局与趣味，或向中国传统文学致敬，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学主题的现代翻版。任晓雯《好人宋没用》的视野在家庭范围，父子兄弟夫妇伦理是小说重心。简言之，宋没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其妇德无亏，其妇言无夸，其妇容不冶，其妇功有成。观其一生，宋没用深具“三从四德”，可谓节烈之妇矣。此恰是“五四”所批判的女性形象，然而任晓雯却视其为“好人”。“五四”认为的“好女人”今天未必然之；“五四”认为是愚昧的人，今天被当作“好女人”。师力斌、安琪编纂《北漂诗篇》（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收录100余位老少“北漂”诗人或曾漂诗人，数百首风格不一诗作。北漂大都一省、一市、一县、一乡之俊彦，外迫于生计，内感乎不遇，不平则鸣，病而，于是有诗。《北漂诗篇》所收诗歌虽类型、风格不一，粗疏言之主题可谓“诗可以怨”。幸福的北漂是相似的，不幸的北漂却各有各的不幸。怨之为情亘古不变，所变者具体时代和处境，今之北漂诗人与北漂诗歌，或可为“诗可以怨”传统下一新的注脚。

  有的作品作实践“中国文学”文学形式。杨典，居北京之隐士，擅古琴，长绘画，能小说，写诗歌，作品有《懒慢抄》（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七寸》等。杨典说：“宣室独异，阅微草堂，冤魂啖影，情史稽神，幽怪诗谈，那一度被批判为‘旧小说之糟粕’者，实为汉语幻想力之精粹。”他就是从“旧小说之糟粕”中寻求资源，亦创作“糟粕”。内中短章，多涉神怪，或作者听闻，或自作，或抄自它书。所涉人与事，或古代，或当代，或中国，或西方。语言则近《阅微草堂笔记》。

  有的作品借用传统文化意象与元素。格非化用老子“众人熙熙，如春登台”，作《登春台》，写了沈辛夷、陈克明、贾宝庆、周振遐四个人物故事，有众人熙熙之意。褚福金《直溪》写到“小狐狸过河湿了尾巴”，用周易“未济”卦“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小说也写了一个“无攸利”的主题。

  有的作品借古言今。海漄获2023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的《时空画师》采取了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将历史、推理、科幻相结合，追溯历史名画惊心动魄的创作过程，颇有盛世危言之意。马伯庸创作《太白金星有点烦》，以《西游记》故事为壳，以戏谑的方式讲出，故能引发备尝职场酸甜苦辣者共鸣。太白金星奔走于天庭、佛门、取经团队、诸路妖怪之间，要处理复杂关系、利益纠纷，要掌握火候、把握度量，舟车劳顿、憋屈愤懑、伤痕累累，岂能不烦。

  一度福克纳“邮票”说较为盛行，于是中国文学往往写村庄等。近年，很多作品具有了更加宏大的视野，将叙事空间与版图扩展到世界。

  很多作品描写西方世界时能够平情待之，与上世纪90年代《北京人在纽约》等展示出来的从中国到美国的震惊感、对现代化的惊奇、对物质的崇拜等已极大不同。石一枫《漂洋过海来看你》，小说讲述了胡同少年那豆为了解开爷爷骨灰盒里的秘密而赴美国，去美国就是办个事，到了美国也没有产生惊奇感。

  有的作品描写出国者的现在生活。徐则臣《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讲述了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教授老冯的故事，作者将叙事空间设置在美国，同时也向中国传统志人志怪小说寻求叙事资源，尝试探索一条既是现代的又是东方的新叙事路径。钟求是的中篇小说《宇宙里的昆城》讲述了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从中国南方的昆城到美国，再到宇宙的生命故事，作者将邮件、闲聊、新闻稿等杂糅于叙事中。

  有的作品视野更加开阔，讲述世界故事。梁振华的《欢迎来到麦乐村》，展现了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非洲的经历，拍成了电视剧，产生了较大影响。马晓丽的《非洲鹩歌》（《中国作家》2023年第6期），写非洲维和部队的经历与遭遇。贾志红《阿丽亚，你要跑起来》（《人民文学》2023年11期），描写了非洲人物和自然。叶临之持续聚焦于中亚，其中篇小说《海边的中国客人》讲述了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的跨国爱情故事，试图在国际化视域中重新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中西亚国家生活工作的故事。

  有的作品提出中国主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电影《流浪地球》对于人类的未来、对于人类的命运，提出了中国方案，提供了中国智慧。吴季的《月球峰会》描写2068年要在月球上召开一次联合国理事会，中国负责有关组织与安保工作，小说描写了筹备过程中遇到的政治博弈、极端宗教势力等问题，最终通过了中国主导的规划。

  有的作品对未来的世界格局有新的思索。韩松《火星照耀美国》，该书又名“2066年之西行漫记”，2066年中国已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业已衰落。小说写了中国棋手到访美国，遭逢大乱，在美国游历的故事，展示了韩松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对中国存在问题的忧患。有的作品对未来的生活有所展望。周大新的《去未来购物》在现实和未来的交叉叙事时空中，聚焦人类情感中关于爱的坚守与背叛。

  有的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悲观。天瑞说符《我们生活在南京》写未来世界。小说描写，经过数次战役，2040年之际人类群体消失，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半夏。她通过无线电台联系上了一个生活在2019年同一地理位置的高三学生白杨。二人开始了跨时空对话，上演了一场末日求生大考验，他们也逐渐建立起信任和友谊。

  “素人作家”借助网络涌现。范雨素的《久别重逢》以作者的成长经历为基础，以家族故事为线索，讲述了女主人公范菊人北上之旅。2023年出现以胡安焉、王计兵、温馨等为代表的基层写作者，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为创作素材，以文学坚定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与信心，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与共情。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以作者曾做过的快递员、便利店店员等19份工作为素材，讲述了劳动者的喜怒哀乐。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在忙碌外卖工作中采撷一个个诗意闪现的瞬间，写出了普通人的精神向往和生命魅力。

  网络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阵地。B站从网友投稿的数万首诗歌中遴选132首结集出版《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在B站写诗》，快手推出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作者有农民、建筑工人、外卖骑手、家庭主妇、留守老人等。

  近年，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内容方面，玄幻、武侠、情感、科幻等是网络文学主流。发表渠道方面，以平台为呈现载体，而且产业愈发集中。阅读方面，读者通过网络阅读，读者与作者互动性加强。经过多方面的一起努力，网络文学领域发生一些变化，网络文学出现现实主义创作潮流。阿耐《大江大河》、齐橙《大国重工》、卓牧闲《朝阳警事》、何常在《浩荡》、银月光华《大国蓝途》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表现民间传统文化主题优秀作品增多，比如《庆余年》《梦华录》等。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增多，大批国人以留学、移民、派遣、访学、工作等身份走出国门，“到世界去”成为一代人的主题。去往未知的世界，探索不一样的风景，感受全然不同的风土人情，表现“去国”和“返乡”间感情的牵扯与撕裂，凡此种种，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近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综合实力的加强，海外华人的“回流”趋势明显，在文学中，也有较为明显的“回流”现象。世纪之初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公仲就指出：“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新生长点，它为世界华文文学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并正逐步形成了一支新生的主力军。它所创造的欣欣向荣的文学新景观，必将变成全球华文文学走进新世纪的新成就的新标志。”［1］近十年来，这些新移民作家慢慢的变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重要的力量，在国内的重要报纸杂志屡屡发表佳作，大量作品在国内重要出版社出版，还在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评奖、郁达夫小说奖等文学评奖中屡获佳绩，成为令人瞩目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海外兵团”。这种新移民作家的“回流”潮也给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一股全新的血液，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文学特质。

  百年移民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选择移民，路的起点都是彷徨和未知，而这条道路的终点在哪里？在这条道路上会经历什么？就像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未选择的路》这首诗所言：“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这条路的代价是什么？其实一切都是未知。海外华文作家们写出了这条路上的探险、惊喜、追寻与落寞。在这条道路上，行走是永远的主题，陈河的小说集《去斯可比之路》就书写了这样一条移民漂泊之路。《去斯可比之路》的前史是从温州到阿尔巴尼亚，这是基于作家陈河的个人经历，这一个故事开始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从终点又成为新的起点。小说中的段小海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他在中央财大毕业后，在银行工作，有很高的职位，妻子在机关当公务员，他的出国完全是对神秘的外部世界的向往，是对他平静的中年生活的一次叛逃；李玫玫从意大利的家中逃离的过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仿佛一条鱼掉入大海，正如小说中所讲：“当初我们这些人因为好奇离开故国去远方闯荡，想走一条自己最喜欢走的路。”段小海与阿丽霞的相遇是在去斯可比路上的一次神奇相遇，可以说，就是命运给苦苦追寻的人的一次奖励。

  张翎则将移民放在“此岸”与“彼岸”的交错的场域之中，移民的过程同时也是成长的过程，回望与重构家族史的过程。长篇小说《望月》描写了一个女画家孙望月，为了办移民，必须在多伦多居住够足够的时间，她看似在多伦多开画展、上学，但是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内心却非常孤独，她的孤独里藏着自己的过往，也藏着家族的悲欢。《邮购新娘》中江涓涓把通过婚约移民出国作为解决自己在现实中伤痛的解药，但事实上，所有的出走和逃避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只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最终江涓涓与林颉明解除婚约，分手告终。《交错的彼岸》同样是交织着加拿大和温州的两地故事。2023年的《归海》以女儿袁凤回国寻找母亲袁春雨身世的秘密为线索，着力于书写出交错的彼岸之间的生命河流，袁凤母女从温州九山湖、瓯江，来到上海的黄浦江、东海，最后越过太平洋来到加拿大的安大略湖，这条生命的河流生生不息，最终百川归海，抵达宽阔的生命之境。

  另外还有德国海娆的《我的弗兰茨》从两个德国的外嫁女写起，讲述了德国的白格家族为中心的历史迷雾和人情世相，澳华作家韦斯理、韦敏的《蓝花楹》讲述了19世纪的澳洲布里斯班一个移民家族的奋斗故事，折射出澳洲新移民披荆斩棘建立新世界的艰辛历程。海外作家书写的移民传奇，都是流动着的命运故事，往往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展现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

  “此地”和“彼处”之间的空间流动会生长出新的意义空间，经历了早期新移民的打拼奋斗和生存焦虑，近十年来的海外华文写作表现出更为从容的“在地性”。早期移民去国离乡的身世之痛和身份焦虑逐渐被消解，新移民作家在海外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他们写作的关注点也从早期刚出国的“震撼体验”和寻求平衡的身份认同转向了对域外生活日常的书写，关注更为幽深绵长的日常生活。

  海外华文的这种“在地性”写作为我们呈现出包罗万象的海外生活百态，涉及日常生活、职场、教育、婚姻等多个侧面。陈河《香榭坊巡逻队》讲述生活在多伦多香榭坊小区的华人移民在遇到入室抢劫时，华人业主们自觉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这一个故事呈现出在加拿大华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丹河峡谷》则聚焦中国文化精英在异国的“零余者”体验，奚百岭在出国之后找不到工作，由此产生巨大的身份落差和精神危机。曾晓文《穿粉红衬衫的巨人男孩》讲述了安省车轮镇的一个差点发生的车祸事件，让我们一窥海外教育体制和生存压力。陈谦的小说如《无穷镜》《哈密的废墟》《虎妹孟加拉》等聚焦于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关注中产阶级群体的情感和事业，海外华人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开始有更精细的情感体验、更复杂的职场境遇和更高的精神需求。同时也将小说推向更为广阔的历史场域，其笔下人物背负的创伤和救赎承载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内涵。北美的黄宗之、朱雪梅的系列教育小说，展示了华人在美追逐藤校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教育困境。叶周的系列“问题小说”则涉及北美华人的代际矛盾、教育反思等多重现实问题。亦夫的《无花果落地的声响》对中日跨国婚姻中情感的压抑和畸变，个体的情欲和旅居的乡愁都有细腻书写。

  回到生活现场，如何安放个体情感，如何重建自己的心灵秩序，成为近十年来海外华文作家的新课题。特别是女性作家，她们更注重对生活细部的观察和精神触须的向内延展。唐颖的海外写作总是充满了“上海性”，她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来自上海，移居美国，她的《咖喱妹妹》《上东城晚宴》《和你一起读卡佛》《淑女》等塑造出一批具有“上海性”的女性群像，她们在移民潮中来到美国，她们往往有着对于美国生活的狂热想象，却又在真实的生活中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幻灭；黑孩的《菜菜子恋爱吧》《上野不忍池》《贝尔蒙特公园》《惠比寿花园广场》等大多描写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女性的情感与生活，在细腻的日常和幽微的情绪体验中徐徐展开个人的心灵涟漪，充满了日本“私小说”的况味和“新感觉派”式的情绪表达；张惠雯的小说大多具有隐喻意味的抒情特征。《雪从南方来》中“雪”作为一种隐喻，就如同12岁女孩貌似无心的“恶”，南方的休斯敦没有雪，但心中的雪花一直下到了波士顿。《钻戒》中“我”和方杰之间的微妙裂痕，在生活在康涅狄格州的哥哥嫂子的对比下，仿佛忽然被放大，回程的路也变得扑朔迷离。近十年来这些作品从传统的家国历史书写中挣脱，关注个体内部的心灵裂变，呈现出生命的脆弱性和丰富性，展现出全新的审美态度。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的海外华文写作日益走向深入，流动和迁徙成为新移民的常态，也丰富了鲍曼提出的“流动现代性”的异乡人的内涵。正如霍米·巴巴所言：“我们正在告别（超越）单一性的身份和单一性的视角”［2］当下新移民作家大多已成功适应异域生活，具有相对良好的教育和物质条件，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更多“去国界化”的从容与开放，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拥有多元视角，更关注日常的裂隙和人性的幽微。

  加华作家曾晓文有一部散文集名叫《背灵魂回家》，对于很多海外华人作家而言，虽然人在异国，但灵魂依然留在家乡。他们用文字的方式背着自己的灵魂穿越时代，回到故国。海外华文作家身在异国，却书写想象或现实中的“中国故事”，建构起自己文字的故乡。

  陈河的《甲骨时光》讲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在安阳进行殷墟甲骨考察的历史，陈河将这一故事放在加拿大、日本等多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场域中，分别以民国和殷商一实一虚两个时间线贯穿全书，用探秘式层层深入的结构，建构起一个真实历史和奇幻想象交织的“中国故事”。陈河2023年的新作《误入孤城》则以《烟台条约》签订了通商口岸的建立，串联起W州和马来亚婆罗洲、英国、上海之间的关系，多元呈现出中国W州这样一个城市的近代史，在世界性视角下为城市立传。唐颖《个人主义的孤岛》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世界背景下三四十年代孤岛上海的“中国故事”，明玉的饭店“小富春”位于法租界，在这里能够正常的看到流亡到上海的白俄贵族，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革命党人，做生意的英国人……以往左翼背景下的革命故事往往缺乏国际背景，这部小说中则将世界视野带入了“上海书写”。

  除此以外，还有陈河的《义乌之囚》演绎在世界性商品网络中的义乌故事；曾晓文的《中国芯传奇》全景展示了在美国学成归来的IT精英归国创业的中国式奋斗历程；施玮的《故国宫卷》书写来自海外不同地域的年轻人在故宫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张惠雯的《飞鸟和池鱼》小说集是从海外对故乡河南的回望；日本的孟庆华《孤独行路》《哪儿》等对民国华北普通妇女人生际遇和日本遗孤经历的历史性书写。在中国和异域的时空交叉与对视中，这些不同视角的故事将 “中国故事”推向了更为幽微深邃之处。

  近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海外兵团”表现抢眼，当下的文学也已在世界性的空间场域中徐徐展开。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评选，海外作家屡获佳绩，张翎、陈河、薛忆沩、陈谦、唐颖、范迁、袁劲梅、沙石、施雨、吕红、曾晓文、张惠雯等都进入过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对近十年的刊物发表海外作家的情况做分析，会发现《收获》《江南》《花城》《十月》《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作品》《山花》《小说月报》《台港文学选刊》《小说界》等都刊发过海外作家作品，其中海外华文作品发文量排前三的刊物分别是《收获》《江南》《北京文学》。这些现象说明海外华文写作与当代文学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管是“到世界去”的向外探索，还是“在世界中”的向内聚焦，不管是“在地”，还是“流动”，海外华文写作借助“海外故事”和“中国故事”两种视角，建构起空间流动中的多维文学空间，共同汇入文学的“命运共同体”。

  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非凡的意义。不仅“鲁郭茅巴老曹”等文学巨子曾齐聚北京，在这里收获了他们文学的声誉；同时“乡土文学”“京派文学”等大规模的文艺运动，也均由北京发起并延及各地。对此，孙郁教授曾言，“现在了解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北京的人文地图占了半壁江山。重要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思潮，都出现在这里。”［1］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经验，是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毫无疑问，今天的北京自然不同于老舍和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也不再是王朔和王小波故事里的北京。那么，当下的青年作家又如何书写古老的北京城？现代社会以流动性作为其主要特征，按照鲁迅的说法，“乡土文学”的发明便是出于流动的“侨寓”经验。因而“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的“进城”经验的书写，以及时时引得人回顾的乡土书写构成了当下北京青年文学的两大重镇。如果说乡土和都市书写是较为经典的文学类型，那么作为新兴文类的非虚构和科幻文学，则有不一样的写作志趣和问题意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本文将以北京青年作家的创作为主，通过定义较为宽泛的“新乡土书写”、“新城市文学”、“非虚构创作”以及“科幻文学”等几个维度，来分析北京青年作家如何通过个人的书写来为“看不见的北京城”赋形。

  鲁迅将现代文学史早期出现的“乡土文学”命名为“侨寓的文学”，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2］具体地讲，“乡土文学”发端于城乡分化格局的形成，以及城乡之间人口大量流动的社会现实，并以城乡的二元对立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作为北、上、深、广中的一员的北京，自然汇聚了大量“外省青年”，并由他们创作了颇为可观的“新乡土文学”。徐则臣的小说《耶路撒冷》，讲述的就是一群早已见识过世面的初平阳们回到故乡，面对自我，寻求精神疗愈，然后再出发的故事。而赵志明的《万物停止生长时》则是一部与故土记忆有关的小说集，作者像一个说书人一样为我们娓娓道来了十个存放在乡村光阴里的故事。我们好像就是《小德的假期》里的小德，跟随着赵志明那充满魔幻又真实无比的故事重归故里。相较于赵志明对故乡的依恋和温存，郑在欢则显得残酷而冷峻。《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分为《病人列传》与《cult家族》上下两个部分，集中展现了乡土世界的荒诞诡谲的灰色生活。作为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的乔叶，则以一部《宝水》讲述了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的故事。

  城市作为乡村的倒影，“新城市文学”与“新乡土文学”实为一体之两面。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进城史，“进城”几乎也成了几代人生活和生命的主题。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了一个来自湖南的外省女青年的进城故事。陈金芳在城市里艰难生存，几经沉浮，最终锒铛入狱。由新时期的陈奂生、高加林等人开启的“进城”叙事在不知不觉间转向了反思和喟叹，在此处完成了它的闭环。刘汀的《中国奇谭》以十二记这样的传奇体式，记录了城市里的普通职员、诗人和司机等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是一部现代城市生活的浮世绘。文珍的《我们在美术馆谈恋爱》关注的则是城市白领精英女青年的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困境和情感状态，写生活的琐碎和无奈，以及她们的勇敢和怯懦。聚焦于城市新型职业和特殊人群的还有青年作家孙睿，他的《发明家》讲述的是大都市里的新型职业“狗仔队”的故事，《抠绿大师》及其续篇关注的是影视从业者的生活状态。侯磊的散文集《北京烟树》是一部记录北京的日常生活之书，他为我们回忆了他记忆中的“老北京城”的市井生活，类似的创作还有杜梨的《春祺夏安》和李唐的《矮门》。

  2010年，《人民文学》第2期开创了“非虚构”写作栏目，掀起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新浪潮。“非虚构”写作的提倡，既是对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新思考，也是对业已符号化、模式化的写作方式的反动。梁鸿自推出《中国在梁庄》以来，先后于2016年、2020年推出了《出梁庄记》与《梁庄十年》。作者持续关注梁庄外出务工者的生活现状，并在十年之后对梁庄做了一次回访，构成了完整的“梁庄三部曲”。在“三农问题”的视角下，作品从农村、农业和农民等角度全方面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危机。这一时期“非虚构”的创造者多出自高校，他们的创作在某一些程度上也是对他们学术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如果说梁鸿对农村问题的关注，是对她河南乡土小说研究的继续，那么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黄金时代备忘录》等非虚构作品则是对80后一代人精神的画像，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时期“告别革命”，逐渐“去政治化”之后，文学逐渐与现实脱节的省思。这既是对一代人历史经验的反思，同时也是非虚构写作的题中之义。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纷纷投入文学创作，引发人们的广发关注，类似的作品有学者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张柠的《三城记》、李云雷的《再见，牛魔王》等。

  自刘慈欣的《三体》于2015年获得“雨果文学奖”，科幻文学迎来了一波发展的高潮。应该指出的是，科幻文学不是简单的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类型，科幻文学是以科幻的形式来重塑文学，同时重塑传统文学背后的人文观念。例如，在科幻文学史上，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的问世就改变了线性时间的观念，以及负载在线性时间上一系列文化建构。“赛博格”则实现了人类的永生，直接挑战的就是西方文化中“向死而生”的哲学基础。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以探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的自杀之谜为主线，揭示了高度智能化的信息帝国对人类灵魂进行微妙控制的巨大秘密。这是人类在信息时代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也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核。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就以科幻的形式，将北京城转换为三个独立的时空，其折叠与展开之间，表现了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级固化的忧思。飞氘的《去死的漫漫旅途》讲述了一位受命赴死的不死战士纠结的故事，在忠诚与背叛的反复拉锯中重新获得个体意识觉醒。

  正如习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文学》于2023年第1期推出“新北京作家群”栏目，陆续推出了孙睿的中篇小说《发明家》、古宇的中篇小说《人间世》、杜梨的非虚构散文《香看两不厌》和张天翼的中篇小说《雕像》等作品，希望这些年轻的作家能如巴尔扎克一般去记录新时代下新北京的新变化。

  与上海、深圳、厦门等沿海的现代都市不同，北京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现代性经验。陈平原教授曾指出，“作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从抵抗、挣扎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3］。而当沿海都市的现代性经验以流行的“冲击-反应”模式得到顺畅的解释时，北京的现代性经验就越发显得暧昧不明。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而对于中国式独特现代性的阐发，北京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毫不夸张地讲，北京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次于圣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学，巴黎之于法国文学，伦敦之于英国文学的重要意义。那么，如何让看不见的北京变得清晰可见，不仅是属于青年一代作家的责任，无疑也蕴含着极大的机会。

  ［1］孙郁主编：《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1949—2009》（文学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蔡元培、鲁迅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4页。

  ［3］转引自李杨：《“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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