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以旧换新活动结束后，多数废旧电子科技类产品回收企业陷入困境，能够维持正常业务的企业大多依赖政策扶持。图为华新绿源厂区内待拆解的废旧电器。

　　城市垃圾因其仍具使用价值且数量巨大而被称为“城市矿山”，在资源面临枯竭的今天，其甚至比自然资源更具开发价值，但怎么来实现综合利用依然需要漫长的市场实践。以电子垃圾回收利用为例，国内电子垃圾消纳企业正在经历从过度依赖政策到完全市场化的艰难转型，然而这样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一旦遇到政策稍有滞后，企业往往裹足不前，进而失去拓展及至深耕市场的机遇。

　　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主办的第七届固态废料管理与技术国际会议上，“城市矿山”以及电子垃圾等问题成为海内外专家和政府官员非常关注的话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介绍，“城市矿山”中包含了废旧工业产品、工业公司废弃的材料或半成品、工业公司排放的废弃物、城市居民和公共建筑排放的垃圾、废旧建筑材料等，目前我国亟须全力发展电子垃圾回收产业。“中国的资源先天不足，经济稳步的增长仍然依赖大量资源的消耗，其中铜、铝、铅、锌四种基本金属对外依存度极高，因此中国迫切地需要加快发展模式的改变。”钱易在会上强调。

　　但多名专家、企业从业人员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要想实现完全市场化，去除对国家政策的过度依赖，获得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收益，电子垃圾回收产业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秋日的北京，暑热还在中午时分逞着威，电风扇、空调机都在加足马力上演着最后的疯狂。

　　然而，坐落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通州园金桥产业基地，暑热和城市的喧嚣立刻被远远抛开。绿植和花卉引导出一条条纵横的小路，通往各个工作区。作为北京废旧家电及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基地的华新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新绿源）就座落在这里。

　　华新绿源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利用全国示范工程、北京市重点建设项目。2003年，企业成为全国4个示范试点企业之一，2006年9月基地开始生产运行，近年来又成为在全国进行废弃电子科技类产品拆解处理第一批名录许可的企业。

　　进到拆解车间，记者看到洗衣机回收处理生产线正在运转。一台台锈迹斑斑待拆解的废旧洗衣机整齐地排在传送带上，6名操作工在传送带的第一个节点为洗衣机旋开螺丝（这是整个拆解过程中的一个辅助程序），金属壳、塑料板、内筒、电机、电线、铜丝等部件的拆解、分类几乎完全由机械化生产线完成

　　“从2006年到现在，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生产处理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设计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单纯引进国外设备，但是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比如冰箱处理线万元人民币，价格太高，一般企业很难花这么多钱去买纯进口设备。后来我们结合对拆解行业的理解和经验进行整改完善，使成本降了下来。”华新绿源市场部经理苑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苑杰介绍，有些国内设备制造企业并没有做过拆解，只是模仿国外的设备凭想象去做，做出来的设备属于闭门造车，投入规模化生产以后可靠性和持续性比较差。为此，华新绿源去欧洲、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多地考察，引入对方的设计思路并对国内外设备做了优化整合。目前，企业已有能力进行技术输出服务，帮助同行进行设计、工艺指导、技术培养和训练，以提高电子废弃物处理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

　　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给我们国家的经济造成的冲击，刺激国内消费，也为了释放由于改革开放30年来家电大量涌入家庭并面临集中报废的“能量”，2010年6月由商务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修订稿）》，规定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推广实施期为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回收内容为我国主要电器电子科技类产品，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计算机（简称“四机一脑”）。

　　“以旧换新期间货源比较充足，因为当时毕竟是国家的刺激性政策，所以老百姓愿意把自己的旧家电交出来。”苑杰表示，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执行到2011年底，其间全国范围内废旧电器回收行业的日子还算比较好过。

　　同时，让苑杰们更觉欣慰的是，今年8月6日，财政部等六大部委发布的《废弃电器电子科技类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一批纳入43家企业为废弃电器电子科技类产品处理基金补贴范围，华新绿源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入选企业。

　　该管理办法规定，对处理企业按照实际完成拆解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科技类产品数量给予定额补贴。基金补贴标准为：电视机85元/台、电冰箱80元/台、洗衣机35元/台、房间空调器35元/台、微型计算机85元/台。

　　然而，政策的出台不是让所有人都欢欣鼓舞，那些没有进入名单而又具有先进回收处理技术的企业不免感到郁闷。

　　以我国首个国家级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而著称的山东新天地环境服务集团副总经理赵婉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因为没进入第一批名单，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截止后，该企业就暂停了相关业务。“如果做，就只能是赔。其实，原先在做这项工作时也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我们现在只好等待国家新政策的出台，等待国家第二批、第三批名单出炉。”从她眼中，记者看到了一些期许和无奈。

　　作为参与这项补贴政策的制定方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电器循环技术研究所主任田辉却不认同一些企业的观点。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国家政策的大框架已经很完备，大方向也很明确，该给企业的补贴都已经到位，即使今年没进到名录中的企业，国家也曾经给了不少补贴。“有些企业就是不知足。”田辉说。

　　田辉介绍，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企业95%以上的原料来自家电以旧换新，极少部分来自大宗机构、个体回收者、自建渠道和其他渠道。处理企业极大程度地依赖国家的鼓励优惠政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回收渠道的企业非常少。这也就是以旧换新活动结束后，多数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第一批进入名录，苑杰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轻松。他和记者说，即使拿了补贴，如果生产加工处理工艺不进行升级优化、不逐步降低成本，企业的利润肯定还是很低。“这个行业不是暴利行业。它本身要承担很多电子废弃物在环保处理过程中的环保成本。”

　　然而面对“如果国家不给补贴，企业能否生存下去”这样的问题时，苑杰的回答十分肯定：“企业将没办法生存下去。”他说，废旧电子垃圾既有资源属性又有危害属性，假如没有政策引导、政策规范，那企业往往只寻求它的资源属性，就会用原始的办法，比如用酸泡、用火烧，取出金属，而不顾及是否污染空气或土壤。而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必然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

　　在苑杰看来，废旧电子垃圾回收利用企业首先应该解决货源渠道的问题。以华新绿源为例，其货源渠道的建立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北京很多行政事业单位会定向把废旧电器交给他们来处理；二是和一些大企业合作，近年来一些企业的环保意识不断的提高，他们日益注重对电子废弃物的处理回收；三是从废旧电器集散市场上回收。

　　但苑杰同时指出，大部分废旧电器目前仍在居民手中，北京有小区3000多个，如果单由一家公司到小区设点收购，成本又难以承受。“目前，我们有一个面向老百姓的家电回收热线，。这个电话很好记，就是四千，我爱我北京。我们在逐渐地向市民推广。”

　　家电产业观察家刘步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目前不仅是没有进入目录的企业在赔，实际上进入目录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个中原因很多：一是建立废旧产品的工厂要投资，包括拆解设备、人力、人工的费用等等；二是很多废旧产品实际上没有进入处理和回收环节。由于利益驱使，本应被送到处理回收企业的废旧电器被街头小贩送入了二手市场，在由二手市场的小作坊将其简单翻新后又重新流向了市场。因此，废旧电器没有进入拆解企业系统中，导致正规企业吃不饱。“不管进入还是没有进入目录，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刘步尘强调。

　　是国家政策已相对完善，还是仍有政策补充的空间，对这个问题，刘步尘认为“不好说板子应该打到谁的上”，但他认为国家的有些做法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他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采取谁生产谁负责回收的制度，比如公司制作的产品将来应由该企业负责回收。该产品在销售的时候已加入回收的费用。比如一台电器卖1000元，但实际卖1050元，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将来企业负责回收的费用。所有生产厂商都要有自己的回收体系、回收工厂，这样就不存在扯皮的问题了。

　　“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企业一定取得政府认可的资质以后才能进行回收。给我的感觉是有点不伦不类。”刘步尘表示，国家要管就全面干预，把回收电器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环保事业来做，由国家投资、国家经营，所有的电器产品企业都是国家的工厂。然而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国家要补钱，又要企业去经营；而一些回收企业的心态也有问题，他们总想让政府把什么事都管了，“国家操心就要操到底，现在没人把废旧电器卖给我，你也得替我想办法，这其实是小孩子的心理。但你要知道你是企业，企业就要想办法去经营。亏了就让国家补，企业的竞争力在哪儿？”

　　记者了解到，我国的废旧电器回收政策既参考了国外的做法，又结合了自己的特点，但目前的结果似乎并不令各方满意。一些电器制造企业甚至抱怨，今年的日子本来就难过，还要被征收补贴基金，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回收企业给钱少，走街串巷的小贩给的钱虽然也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能讨价还价，把废旧电器卖给他们岂不是更好

　　“在整个链条上，所有的环节都不满意，这说明政府以及企业都有问题，它是一个综合征。”刘步尘说。

　　海尔中国研发中心高级经理周晓东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国家以旧换新政策的结束，对废旧家电回收带来特别大的影响，征收基金政策在今年出台后，家电企业的生存状况更是一落千丈。“我们企业准备自行设立相关项目，继续废旧电器的回收工作，但市场调查与研究、立项申请、审批等一系列手续将耗费不少时间，未来市场的情况既欠明朗，也不乐观。总之，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忍。”